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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性知識或空間詩學

    霍俊明:地方性知識或空間詩學
    ——關于地域性詩歌的可能、悖論及反思
     
            現在我們在故鄉的土地——陌生的領土上。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
     
            無所不在就是無所在,
            誰能證明
            一個地方多于另一個地方?
            ——謝默斯·希尼
     
            所謂云南,我視其為世界的靈魂。它的天空住滿神靈,讓我知敬畏。
            ——雷平陽
     
            地域和空間區隔曾給人們的日常生活以及文化視界帶來了巨大影響,相應的“地域性寫作”曾是一個比較顯豁的文學傳統。然而在米歇爾·福柯看來20世紀是一個空間的時代——如今早已經是21世紀了,而隨著空間轉向以及“地方性知識”的逐漸弱化,在世界性的命題面前人們不得不將目光越來越多地投注到地域和空間之上。空間詩學以及地方性知識研究也隨之呈現了近乎火熱的場面,比如空間社會學、異質空間、空間對話、詩性地理、詩意空間、想象性地理空間、建筑的空間倫理、光滑空間、條紋空間、多孔空間、第三空間等等。
     
            一
            此次《朔方》雜志推出“2020年代地域性詩歌專號”,將我們的視野從碎片化的生存現場拉回到詩歌與地域性的互動關系上來。尤其是2010年以來的十年又恰好是“地域性”或“地方性知識”發生了巨大變動的時段,這對詩人的世界觀、詩歌寫作觀念以及整個詩歌生態都帶來了不無深刻的影響。
     
            蘇軾當年對杜甫遠走成都時就詩人和空間的寫作關系發出如此慨嘆,“老杜自秦州赴成都,所歷輒作一詩,數千里山川在人目中,古今詩人殆無可擬者。”(引自朱弁《風月堂詩話》)然而時過境遷,對于“地域性詩歌”以及地域與詩人之間關系我持有的越來越多的卻是疑慮,而“地域書寫”作為重要的評價尺度卻在中國詩歌發展過程中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總是有人對地域投注了過多的熱情,甚至會言之鑿鑿地指認地域之間的巨大差異,甚至在“區域文化”“地方主義”的強勢口號之下產生了偏狹化和道德化的趨勢。由此,我們看到的是地域性詩歌的新一輪的信任危機,這一危機的形成既與詩人對地域的淺層描摹和觀光化景觀的炫耀有關,又與21世紀以來現代性和城市化整體情勢下地方性知識所遭遇的挑戰有關。質言之,無論是具體的空間乃至更為闊大甚至抽象化的地域已經發生了質變,而這必然深層地影響到同時代人的生活方式、精神視域以及世界觀。
     
            地域性以及我們使用的越來越頻繁的地方性知識本身就是一個歷史化的變動空間,更為準確地說并不只是空間而是時空體結構,它與整個社會的大動脈以及毛細血管發生著極其復雜的滲透關系。然而,隨著“景觀社會”的猝然降臨,在由速度、城市和后工業構成的強大現代性法則面前,曾經近乎靜止的整體化的地域和一個個具體的空間、地點都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動,甚至在一夜之間發生了斷裂。與此相應,地域性的文化功能以及詩人與地域的關系已然與傳統詩學迥然有別,地域也不再是一個萬能的精神烏托邦,而是真真切切地讓作為“人類記憶者”詩人處于不斷的懷疑、自我否定的矛盾情境之中。
     
            那么,地域性詩歌在今天到底是怎樣的一番情形或命運呢?
     
            二
            對于很多人而言地域似乎是不言自明的,但是對于真正的詩人來說要想寫出真正有效而重要的“地域之書”并非是簡單的事情,更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在詩內詩外下常年的苦功夫,從小處、細微處以及熟悉之處尋找屬于自我、現實、中國以及世界的“地方之書”。

            我們甚至可以說地域和空間就是一個詩人世界觀的體現,也是一個人的現實感、生存境遇和精神意志的折射,“我有過赴死的經歷/在坡頭鎮德隆村,喝醉了/赤身跳進赤水河/峽谷展開兩岸的絕壁/波濤擂鼓,流水送行/人們在岸上挽留我/一魂入川,一魂歸黔/還有一魂,留于滇/這三省交界處/三魂歸一,我又活了過來/比此前更加孤獨了”(王單單:《鎮雄詩篇》)。而王單單這首寫于2018年的《鎮雄詩篇》與他以前所寫到的關于“鎮雄”的詩又有很大的差異,甚至相互之間存在著矛盾。這正反映出一個寫作者與環境和地域之間相互刺激、拉伸、消長以及調整的復雜過程:
     
            “十年前某個深夜,我在鎮雄縣安爾村一間D級危房里,吃著泡面聽著汪峰,在青春的血涌和強烈節奏感的催動下,一氣呵成寫就《晚安,鎮雄》,我只想表達個人經驗,但詩歌無意外露的鋒芒對當時的鎮雄社會圖景、生活風貌甚至是人們的精神現狀都作出了強烈批判。后來此詩的影響超出詩歌圈,被無數鎮雄人轉到百度貼吧或QQ空間里并創下了令人吃驚的傳閱度。我想,那么多鎮雄人喜歡這首詩歌,可能是因為它的批判氣質正好宣泄了人們內心深處蓄積已久的憤懣與不滿。如今十年過去了,鎮雄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無論是經濟、城市建設、交通衛生,還是人們的精神品質都得到了史無前例的改善,以致我后來調離鎮雄時竟然心生悔意,并心甘情愿為她寫下這組《鎮雄詩篇》。”
     
            有一段時間中國詩壇非常強調所謂的地方主義和地域性寫作,沈葦對此問題的回應則是:“詩人不是用地域來劃分的,而是由時間來甄別的。”(《西東碎語》)
     
            那么,我們真正了解地域嗎?
     
            在很大程度上地域還可以被置換為地理、地緣、地方、區域、空間,甚至在更多的詩人那里“地域”還等同于精神或詩性層面的故鄉、異鄉、鄉愁。這也許是你熟悉的或陌生的地方,你到過的或者從未去過的地方,實有的地方或虛構的地方,是離你最近的日常空間或者是已經被如此爛俗化的“遠方”……作為一個親歷者、旁觀者以及描述者或想象者,詩人們面對和呈現出來的空間或地域是真實的還是虛幻的?是有生命力的還是一個個呆滯的復制品?你在一個個空間面前是一個基本合格的現象學的還原者嗎?
     
            空間是時間的運動化、歷史化的過程,超然于具體的時空之外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說我們必須注意到詩人與空間、地方性知識以及地域之間的復雜關系,而空間視野給詩人會帶來截然不同的影響。這一影響既可能是積極的也可能是消極的。無論一個詩人與空間之間的關系是密切還是疏離,我們衡量的尺度仍然是寫作的有效性和活力。
       
            空間區隔和地域不是符號和元素,也不是仍然被津津樂道的傳統和文化遺留,空間在詩人這里只能在成為特殊的精神共時體之后才能獲得生命力。
     
            這使我想到了一些云南詩人,尤其是雷平陽從2000年開始一直行走在云南的六大茶山,他是田野考察者和一定程度的民俗學家,同時更像是行腳僧。對云南茶山的考察實際上涉及地域文化、民族文化以及植物學、文化人類學、民族學以及地緣政治學。在尋訪山林、古寨的過程中雷平陽始終懷有的是終將喪失的憂慮和悖論,因為人類的童年期早已結束,原鄉已經成為廢墟,而德里克·沃爾科特早就發現了這一世界性現實:“一切終將消失,古風猶存的山谷終將凋零,藝術家將淪為人類學家、民俗學家。但在這之前,仍有些值得珍惜的地方,有些并未與時俱進的山坳,生活周而復始,不為世事變遷所侵擾。它們不是寄托鄉愁的所在,而是人跡罕至的圣地,尋常而純樸,就像那里的陽光。平庸威脅著這些地方,正如推土機威脅著海岬,勘測線威脅著欖仁樹,枯萎病威脅著山月桂。”(《安的列斯:史詩記憶之碎片》)

            這些地域、場景、區隔和空間構成了詩人寫作的起點或支點,在曾經的記憶尚未坍塌的時刻這些空間成了最后的避難之地和容身之所。這里的每一個地點和空間都不再是平面化的地圖標記,而是對應了嚴峻時刻的精神記憶和見證者的喊魂。
     
            雷平陽這個田野考察者和懷舊者為我們打開了一個無比廣闊的云南空間,這一空間既是當下的又是過去時的,是新與舊摻雜在一起的復合景觀,更是本雅明所說的“充滿了現在時間的過去”。在地域的墓碑上有人已經鏨刻下這些名字:哀牢山、基諾山、烏蒙山、南糯山、布朗山、獅子山、易武山、奠邊府、佤山、司崗里,怒江、瀾滄江、金沙江、牛欄江、他郎江、小黑江、紅河、昭魯大河、滇池、翠湖、洱海……那一時刻,我們不只是與雷平陽的故鄉相遇,而是與自己的故鄉重逢,那是我們極其熟悉的貧窮而衰敗的味道,是溫暖而又朽壞的聲響,是痛苦和記憶交織的廢墟,“我對自己實施了犁庭掃穴式的思想革命/不向暴力索取詩意,不以立場/誘騙眾生而內心存滿私欲/日落怒江,浩浩蕩蕩的哀牢山之上/晚風很疾,把松樹吹成旗幟/一點也不體恤我這露宿于/天地之間的孤魂野鬼 / 我與詩歌沒什么關聯了,風骨耗盡/氣血兩虛,不如松手/且聽遍野哀鴻把自己的心肝叫碎/——當然,它們的訴求里/存著一份對我的怨恨/——我的嗓子破了,不能和它們一起/從生下來的那天便開始哀鳴,哀鳴到死”(雷平陽《過哀牢山,聽哀鴻鳴》)。
     
            三
            實際上雷平陽代表了當下非常普遍的詩人命運和寫作現象,即一個詩人總是與具體的生活環境和復雜的生存空間發生著互動。然而,圍繞著以雷平陽為代表的散文和詩歌寫作,多年來閱讀者和評價者會不斷興沖沖地貼上標簽,反復強化那幾個關鍵詞——地方性、地域文化、故鄉經驗、現代性批判等等。雷平陽由此被框定和局限于一個“云南作家”和“地方詩人”,雷平陽本人對此非常不認可,“2006年,《雷平陽詩選》出版后,讓我始料未及的是,批評界有一種聲音,不由申辯地將我的寫作定格為‘草根性寫作’和‘地域性寫作’,其理論旨趣生成于詩歌生態之上的地理學,并將‘題材’有意無意地放大成了一項重要的詩歌美學指標,開始的時候我對此一方面保持了沉默,另一方面則充滿了警惕。在中國當代的現實主義書寫的小傳統中,‘地方性’屢屢被認定為‘局限性’,它并不是道拉多雷斯大街之于佩索阿,也不是馬孔多小鎮之于馬爾克斯,一個寫作者一旦被認定為‘地方性’的,似乎永遠就不能成為‘中國的’和‘世界的’,‘地域性’抑或‘地方性’,它純粹就意味著不入流,是所謂的外省寫作。當然,我的警惕倒不是擔心自己被當成了‘地方性’的,就成不了‘世界性’的,而是這種命名方式并未建立在現代性書寫與現代美學之上,且保持了令人驚恐的文化觀和世界觀”(雷平陽《我詩歌的三個側面》)。
     
            著名批評家陳超先生早就注意到詩人與地域之間特殊關系,尤其是對感傷化的鄉土寫作提出了有力提醒:“一般地說,詩歌整體語境構筑于回溯或追憶之上,詩人往往會以失落、悵惘的情致貫穿經絡,這幾乎是相沿不替的種族詩歌審美性格。長期以來,眾多鄉土詩人鑄形宿模,延續了這路‘感傷鄉土詩’的語境。眾口一聲的挽歌合唱,天長日久會漸漸損壞我們的聽力。”(陳超《“融匯”的詩學和特殊的“記憶”》)
     
            多年來,我一直記著雷平陽曾經說過的一句話:“一聲不吭地生活在昭通,像活在巖層里。”尤為可貴的是雷平陽的詩歌文本中的“云南空間”已經超越了自然地理意義上的存在指向。這一特殊的生命化、精神化空間因為具有了超越地域性的普遍人性、現場感和生命詩學的意義。他的詩歌來自于鄉土卻又超越了鄉土,生發于云南又予以了提升和變形。這對于眾多粘滯于鄉愁經驗的詩人們而言無疑是一個重要的啟示。雷平陽詩歌里的“云南”顯然不再是單純的地理風貌的代名詞,而是成為精神重組后的個體烏托邦意義上的靈魂空間,“當區域文明被全球化逼到天空的外面,所謂云南,我視其為世界的靈魂。它的天空住滿神靈,讓我知敬畏”(雷平陽《希望紙上有片曠野》)。
     
            四
            地域曾經一度是人類童年期的代名詞。個體的童年期與人類的童年期幾乎一樣,它們都意味著古老的原初的秩序,意味著時間和空間的倫理從未改變。與此同時,童年期還意味著生活習慣、精神原型以及存在景觀亙古如此,意味著原初母體的物性、神性以及文化教養。
     
            當地域具體化為一個個詩人的故鄉和出生地,尤其是在一個“地方性知識”被整體弱化的現代性、城市化語境之下,空間、地域以及附著其上的傳統、倫理、秩序該如何處理?
     
            殘山剩水注定了此時代詩人并不輕松的寫作命運。
     
            “不在祿勸縣城/不在武定縣城/他們散落在荒郊/好像怕鏨子,鏨出生年/驚醒人們的夢/鏨出卒年,又把人們催眠/一路走,一路傳來/電鋸、磨輪的刺耳之聲/山體炸出的巨石/被分割成一塊塊石碑/最終,又安插在我們化為泥土的墓前/手握方向盤,我沒有/過多偏頭看。鏨碑人叮叮當當/一路鑿在我骨頭上/后視鏡里,揚起漫天白灰/祿勸到了,或武定到了/兩個縣城,相距僅僅七公里/鏨碑人,烈日下心無旁騖/成堆雜亂擺放的石面,等著落字”(鐵柔《祿武公路沿線的鏨碑人》)。
     
            詩人近乎身不由己地關注著現代性語境下的“地域消亡學”。如果這一精神起源和記憶中心遭受到了挑戰,那么也必將產生反本質的言說方式,遺忘和廢墟將取代記憶和共同體。而作為語言和記憶的操守者,詩人不得不時刻返觀斷崖時代的空間倫理和地域景觀,也在用語言和想象重建一種秩序和空間。
     
            隨著“新遷徙時代”的到來以及人口在空間的頻繁流動,空間和地域的原生文化已經越來越明顯地攜帶著異質文化混合和共生的特征。此境遇還產生了越來越多的“新移民”和“異鄉人”,“異鄉人!行走在兩種身份之間/他鄉的隱形人和故鄉的陌生人//景物、面影,涌入眼簾/多么心愛的大地和寥廓”(沈葦:《異鄉人》)。那么,詩人如何能夠再次走回記憶中的過去時的故地、出生地?這是可能的嗎?而對于很多重新回到故鄉的作家而言,面對著與童年期的故鄉相去甚遠的景觀其感受并不相同,但大多是五味雜陳、一言難盡。“半個多世紀之后,我重返我的出生地和維爾諾,這就像一個圓圈最終畫成。我能夠領會這種好運,是它使我與我的過去重逢,這太難得了。這一經驗強大、復雜,而要表述它則超出了我的語言能力。沉浸在情感的波濤之中,我也許只是無話可說。正因為如此,我回到了間接的自我表述方式,即,我開始為各種人物素描與事件登記造冊,而不是談論我自己”(《米沃什詞典》)。張曙光則日益感受到城市時間對鄉土時間的擠壓或者碾平,“我在這座城市的時間,已經超出了我在縣城的時間,但我仍然有一種客居的感覺。我對它的感情也日益變得復雜起來。不單單是喜愛,更多的是追懷悵惘,也略微帶有一點憤怒。很多美好的東西都已隨著歲月逝去,而我們將會給后世留下些什么呢?在贊嘆和追懷中難道這一切不值得我們去深入思索嗎”(《一個人和他的城市》)?
     
            五
            湖南的90后詩人玉珍曾經在微信里給我發過她湖南鄉下院子的照片,我看見有幾只土雞出現在了畫面里。由這個寂靜的院子出發,我看到了那些樹木、土地、大山……我們越來越清晰地看到了一個詩人的精神背景。當然,這并不意味著鄉村、出生地甚至鄉愁就在寫作者那里獲得了優先權甚至道德優勢。我們在新世紀以來遇到的這種類型的詩歌卻如滾滾落葉——不是太少而是太多,而且更多的是廉價的道德判斷與倫理化表達。
     
            在故鄉和現代性鄉愁面前,詩人應該將外在現實內化為現實感和精神現實,而非慣性的社會學理論學的閱讀和指認。即使是同一個空間,不同經歷的人呈現出來的感受和面貌卻具有差異。空間和地理都是實踐化的結果,是人與環境、現實相互影響和彼此懷疑、辯駁、確認和修正的結果。與此同時,這一過程也是感知、經驗化、想象化和修辭化的,甚至在特殊的時代倫理的影響下寫作和空間的關系同樣規避不了倫理化的沖動。
     
            詩歌對應于生活、現實乃至時代的途徑不是一種而是多種,而最終在詩歌語言中完成的現實、現實感以及時代,更是明顯區別于日常狀態的現實與時代。地方和空間以及地域既具有自然屬性又有生命意義,關乎當下和歷史,甚至指向未來。它們既是地域的又是超地域的。質言之,地域已經不是自然地理和文化版圖上的“空間符號”,而是上升為一種精神性的場域,成為個人精神史的流放地或紙上曠野,“邊遠地方并非世界終結的地方——它們正是世界展開的地方”(布羅茨基)。正像當年耿占春所說的那樣:“一個人和自己出生、成長的地方是一種倫理和道德的關系。這不僅意味著他必須接受這個地方的秩序、傳統和倫理約束,也意味著他對地方性的事物擁有許多個人傳記色彩的記憶”(《自我的地理學》)。
     
            正是認識到個人生活和寫作與地方空間的悖論式關系,從江南來到西部的沈葦在寫作的實踐中才會最終發出拒絕的聲音,“我突然厭倦了做地域性的二道販子”(《沙漠,一個感悟》)。

            那些具體到詩歌以及現實中的顯性或隱性的地方傳統會對個人寫作才能產生挑戰,甚至個人才能即使攜帶“考古隊員式的目光”,也很容易被這一傳統的巨洞吸附進去。這也必然是文化現實、經驗現實和修辭化的想象現實的互相抵牾。沈葦也有過這樣的寫作焦慮,比如深受地方傳統影響的《占卜書》(仿突厥文)《謊歌》(仿哈薩克歌謠)以及“新柔巴依”“雪的柔巴依”“格則勒”等個人化仿寫。這些文本由一行體箴言、二行體、頌文、類經文、謠曲和文人化的民歌體構成。關于地域性寫作可能帶來的危險,80后詩人王單單有著深徹的自省和檢視,“我的寫作狀態也從之前的‘陣地’式更換為‘游擊’式寫作,云南背景下的地域性特征不自覺地有所弱化,詩意的發生也從對自然物景或者個體經驗的直接汲取向人性深處的開掘轉移”(《讓“詩”立起來,讓除此之外的一切垮掉》)。
     
            然而,在很多寫作者那里成立的地域文化和地貌景觀所帶來的新奇和神秘已經更多地成了某種流行的被展覽的符號,成了慣性的機械生產,成了被馴服的風景。質言之,被風情化和風景化的地方空間(風物、風俗)甚至地方性知識已經與真實的豐富褶皺相去甚遠,更多時候成為寄生于地域上的“奇觀”。而我們所關注的詩歌中的景觀、事件、生活、現實甚至個人體驗也往往成了某種炫耀的浮泛之物,經過概念化和儀式化后其本質和細節被抽空、清洗或者是抹平過了。這是一種快餐化的文字消費。為此,詩人必須在語言和精神生活中予以回應。而不幸的是很多詩人在回應這一情勢的時候成了社會倫理和道德化的替代品,而在詩意和詩藝上未有更多的發現。
     
            焦慮感已經成為當代詩人寫作中不由自主的一個中心,當然不幸的是這在很多詩人那里帶有著實用主義的便利和由此帶來的倫理化的泛濫。也就是說這種碰撞、焦慮、鄉愁、挽歌不僅成了主導性的寫作資源而且還淪為了排他性的寫作權利。
     
            六
            對于詩人來說,地方、空間、地理、地域都是存在性體驗的結果,也是想象和修辭的過程。只有如此,一個個或大或小的空間才能夠被充實起來變得有血有肉,“這些空間標著所有的界線,標著光照和風的情況,標有經緯度,標有各個天體的位置,它們被當作人人共享而又不屬于任何人的永遠和諧的圖像,是屬于那些能夠想象出的事件的圖像”(彼得·漢德克《緩慢的歸鄉》)。
     
            我們需要的是寓言之詩和精神事件式的詩,而這抵達的正是語言和情感甚至智性的深層真實。正是得力于這種變形能力和寓言效果,詩人才能夠重新讓那些不可見之物得以在詞語中現身。我們可以看看娜夜的《望天》:“望天/突然感到仰望點什么的美好//仰望一朵云也是好的 在古代/云是農業的大事/在今天的甘肅省定西縣以北/仍然是無數個村莊/吃飯的事//而一道閃電 一條彩虹/我在乎它們政治之外的本義//看啊那只鳥/多么快/它擺脫悲傷的時間也一定不像人那么長/也不像某段歷史那么長//它側過了風雨/在遼闊的夕光里//而那復雜的風云天象/讓我在仰望時祈禱:/一個時代的到來會糾正上一個時代的錯誤”。在這首詩中同時出現了農業景觀、自然景觀、現實景觀和歷史景觀,是詩人的精神視界把這些單獨的不連貫的碎片整合為一個有機整體和共時性結構——它們彼此激活。
     
            在地域的自然風景和時代景觀面前詩人首先是一個凝視者,而凝視狀態在一個加速度的交通網和城市化時代面前變得愈益艱難,茫然、錯亂和倏忽的眼神正在取代以往作家們凝視的眼睛。說到時代層面的空間經驗和地域認知,我們會發現很多詩人的詩歌據此攜帶了超大能量的鄉愁和倫理,很多詩人似乎剛從城市建筑中滿臉憂悒地走出來。
     
            客觀、物化和中性意義上的自然風物和時代景觀只有經過詩人的重組、過濾、變形才能具備精神品質。這提醒同時代的寫作者們,時代景觀以及具體的空間、物象都只是詩歌表達的一個媒介,最重要的在于選取的角度和選定的事物是否能成為時代和個人的深度意象,從而投射出整個時代的神經和人們的精神面影。
     
            時代變了,詩人和考古學家們遙遠的目光已經被匆促的現代性世界景觀所終止,而列維-斯特勞斯的焦慮、憂郁是出于對人類心靈史和地方性知識的維護與拯救,但是這一維護和拯救顯然是徒勞無功的,甚至會進一步增加記憶中的苦痛、尷尬和陣痛的成分。
     
            人類的命運如此相似,隨著鋼鐵機器強硬法則的崛起,曾經的土地和記憶正在渙散,“就算是美洲的高速公路,那些似乎沒有終點的慢車,它們洗劫而過的區域也呈現這種特性”(伊夫·博納富瓦《隱匿的國度》)。這種空間和地域的現代性代價幾乎無處不在,請看“斗南在滇池東側,是昆明的東郊。滇池一派大水,擁著一座昆明城。今天下午,乘纜車上西山,半空中風吹車廂,搖搖欲墜,低頭看,滇池就在腳下,忍不住說:要是跳下去能不能游到岸邊?同行的昆明人忙勸:還是別跳吧,水臟”(李敬澤《兩封信,自昆明》)。
     
            這使我們想到更早時刻羅蘭·巴特所描述的“埃菲爾鐵塔”式的現代鋼鐵社會和資本化時代的寓言,“鋼鐵的神祇為羅馬的火神,其生產地則為車間:它是一種不折不扣的可運作的材料。這種材料在象征的意義上,與人對自然的一種粗暴而趾高氣揚的支配觀念相聯系。鐵的歷史,實際上是人類晚近歷史發展的一部分”。
     
            七
            時至今日,人類旅行時的速度遠遠超過我們祖先的想象,一個個想象中的空間和地域已經如此便宜地成為現實之物。快速移動的技術,從汽車到連綿不絕的高速公路,讓人類可以從擁擠得透不過氣來的市中心移居到城市邊緣地區。
     
            工具和空間成為達到移動、輸送、疏解功能的重要手段,“移動中的身體所處的狀態也加大了身體與空間的隔斷。光是速度本身就讓人難以留意那些飛逝而過的景致。配合著速度,駕駛汽車,頗耗費心神,輕踩著油門與踩剎車,眼光還要在前方與后視鏡之間來回掃視”(理查德·桑內特《肉體與石頭——西方文明中的身體與城市》)。這讓我想到了2013年張執浩的一首詩《平原夜色》。這是移動的景觀時代的一個疑問重重的寓言,詩人目睹的正是我們這個時代最恍惚、最不真切又最不應該被拋棄、被忽視的部分:“平原上有四條路:動車,高速,國道和省道/我們從動車上下來,換車在高速路上疾駛/平原上有三盞燈:太陽,月亮和日光燈/我們從陽光里來到了月光下/日光燈在更遠的地方照看它的主人/平原遼闊,從看見到看清,為了定焦/我們不得不一再放慢速度/左邊有一堆柴火,走近看發現是一堆自焚的秸稈/右邊花枝招展,放鞭炮的人又蹦又跳/細看卻是一場葬禮到了高潮/平原上有一個夜晚正緩緩將手掌合攏/形成一個越握越緊的拳頭”。這在張執浩寫于2017年的另一首詩《平原上的瓜棚》中也再次得到了印證,“不斷提速的路上能夠看清的東西/已經越來越少”。
     
            確實值得注意的是在詩歌文本中出現最多的是與現代性景觀直接對應的高速公路,顯然詩人們試圖一次次給加速度的景觀踩下剎車,“望著山谷間懸空的高速公路,沉重的嘆了聲氣/無力再想更多,權當那目光堅毅的孩子是一個/玻璃鋼孩子。但他比玻璃鋼柔軟、親切/配得上你給他的愛,值得你一臉緊張/在岔路上,盡快地把愛活出來/車窗外,一列反向疾馳的火車正穿過/甘蔗田,和你一樣。空氣甜絲絲的,自然的或/超自然的氣息,就像玻璃鋼孩子在你熟睡時/將一顆棒棒糖輕輕地放在了你的嘴唇上”(雷平陽《玻璃鋼孩子》)。這條高速公路與過去時的空間和時間背道而馳,這是一條現實得不能再現實的公路,而詩人只能借助于超驗和幻象來完成減速或者僭越的心路歷程。這個世界的距離感、陌生感、陡峭度和未知性已經空前消失了,交通網絡以及現代景觀在鋪展和矗立起來的時候,其代價是人類童年期的土地、故地和根性的鏟除。
     
            這個時代的人們更多只是看到了各種道路以及道路兩旁設定好的風景,而普遍忽視了拆除、填補、夷平和碾壓的過程,忽視了這一過程之中那些付出了代價的人和物的命運。
       
            值得注意的是高速公路以及迅疾的現代化工具(飛機、高鐵、汽車)和碎片分割的現代時間景觀使得詩人的即時性體驗、觀察和停留的時間長度以及體驗方式都發生了震驚般的變化。在穩定的心理結構以及封閉的時空觀念被打破之后,隨之而來的感受則是曖昧的、陌生的、撕裂的。這也導致了被快速過山車弄得失去了重心般的眩暈、恍惚、迷離、動蕩、無助、不適以及嘔吐。這正是現代性的眩暈時刻。而我們放開視野就會發現,于堅、王家新、歐陽江河、雷平陽、孫文波、翟永明、潘洗塵、湯養宗、張執浩、胡弦、沈浩波、朵漁、哨兵、江非、邰筐、鄭小瓊、謝湘南、劉年、王單單、張二棍等同時代詩人都將視線投注在高速公路的工具理性和速度景觀之中。
     
            那高速公路上出現的兔子、野豬、刺猬、蝸牛、鴿子都被碾壓得粉身碎骨或者倉皇而逃。當然,我們并不能因為如此而成為一個封閉的鄉土社會的守舊者和懷念者,也不能由此只是成為一個新時代景觀的批判者和道學家。但是,這些互相矛盾的情感和經驗幾乎同時出現在此時代的詩人身上,而最為恰當的就是對這些對立或差異性的情感經驗予以綜合打量和容留的對話,“鴿子們放棄了飛翔/大搖大擺地,走在高速公路上/翅膀作為一種裝飾/掛在死神的肩上。正好有/車輛快速駛過,像另一種飛翔/像剛從死神身上,摘下了/那對翅膀”(王單單《高速路上的鴿子》)。
     
            八
            由當下地域性詩歌的可能、悖論以及局限,我一直想到當年一個詩人在田納西州的山頂所放置的那一個語言的壇子,這就是語言和意志的可能性與最高精神秩序。壇子是一個日常景觀中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的物什,但是作為語言世界中的意象卻在一瞬間就成為周邊事物的中心和頂點。這一切都要歸功于詩人的精神照徹與語言光芒。詩歌是經驗的,也可以是抽象的甚至超驗的,日常的神秘似乎就在那些被我們忽略的灰色的沒有花紋的壇子上——它安靜堅實卻又容留了無邊無際的風聲和喧囂。
     
            我想強調的是在空間乃至地域面前,真正的詩人應該具備“哈扎爾辭典”那樣的捕夢者般的語言宗教感和深度的百科全書式的詞條意識,具備將客觀之物靈魂化的能力。真正的地域化文本應該具有“壇城”般的象征能力,即在微觀和細碎中返觀整體性的世界,在一個定點和限制那里生發延伸的觸須并進而返觀內視精神化的自我。這最終生成的應該就是主體化的啟示錄式的“風景”。這讓我想到的是哈斯凱爾的那本《看不見的森林》,在一平方米大的局促空間卻重新發現了一個具體幽微而足以照徹內心的世界。
     
    來源:《朔方》
    作者:霍俊明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20/1011/c404033-3188724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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