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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鍾書在文學研究所點滴

    錢鍾書在文學研究所點滴
     
      馬靖云女士1956年調入文學研究所,一直從事科研管理工作,直到1988年退休。她在文學研究所工作30余年,曾長期協助所長何其芳工作,擔任的是學術秘書的角色,雖然不從事學術研究,但對文學所人、事了解極深,掌握了很多學人的一手信息。馬靖云最近出版的《文人相重》(北京出版社2020年1月版)匯集了她多年來陸續寫就的一些回憶文章,頗富史料價值。筆者對其中言及錢鍾書處順手梳理了一下,或可補傳記之缺。馬靖云在受訪中,曾特別提及,文學所工作期間,“鄭振鐸所長、錢鍾書先生和所內同志對我工作的支持,這些都使我終身難忘。”(《資深歷久,默默無聞:馬靖云訪談錄》,《文人相重》,第158頁,北京出版社2020年1月版)
       
      錢鍾書1949年8月自上海來到北平清華大學,做了兩年外文系教師。1950年8月抽調參加英譯《毛澤東選集》工作(1954年12月結束)。在1952年院系調整中,錢鍾書夫婦倆同被調任籌建中的文學研究所西方文學研究組研究員,暫附屬于北京大學。錢鍾書此后的單位一直是文學研究所,只是隸屬部門發生了幾次變更。
     
      文學研究所正式建立于1953年2月22日,鄭振鐸為所長兼古典文學組組長,何其芳為副所長。兩年后,文學所劃屬中國科學院。1958年鄭振鐸遇難去世,何其芳任所長。1976年,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改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1982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胡喬木的堅持下,錢鍾書擔任了不坐辦公室、不批條的副院長。1993年辭去副院長職務,轉為特邀顧問。
     
      筆名之辨
     
      短文《錢鍾書先生的筆名和化名》是專談錢鍾書名字的,有欠準確處。文章說:“周歲‘抓周’,抓到書而起名的錢鍾書,……用了一次化名,‘邱去耳’,還有一個僅用了一次的筆名,‘孫辛禹’。”(《文人相重》,第103頁)“抓周”說來自于楊絳的文章。錢基厚《孫庵年譜》記:“(宣統二年)十月二十日申時,侄鍾書生,叔兄出也。時母彌留,猶望抱孫,得之大慰。適有人遺父以《常州先哲叢書》者,故為命名曰鍾書,小字阿先。以伯兄無子,奉父命,由伯兄夫婦攜室乳養。”這是“鍾書”的來歷。
     
      “邱去耳”不是錢鍾書的化名。1946年,上海警察局長兼警備司令宣鐵吾,下令實行“警管區制”,規定警察可以隨時進入百姓家。其目的是“防共”,又不便明說,就宣稱英、美、法、德等國家都通行這種制度。這自然引起人們的反感。文中稱:“《周報》就組織了一批從歐美留學歸來的名教授,錢鍾書、李健吾、喬冠華等人寫文章針對這種謊言進行了揭穿。錢鍾書用的化名為邱去耳。‘邱’字去掉耳朵,就是丘,丘者,兵也。”(《文人相重》,第104頁)這實際上是個誤傳。這最早是柯靈(《周報》主編)的文章《錢鍾書創作淺嘗》(1982年11月12日)傳出來的。“邱去耳”所撰時評開頭說“筆者雖然曾經在英國住過六年”,錢鍾書在英國留學只兩年,他寫文章也從來不用“筆者”。
     
      文章點出,一直以訛傳訛的“鄭辛禹”,應為“孫辛禹”,這是正確的。吳庚舜本人寫文章也曾提及此事。1965年,錢鍾書與他合寫了一篇論文《也論長生殿》,以“吳庚舜、孫辛禹”為署名發表在《文學評論》1965年第2期。“孫辛禹”即錢鍾書用的筆名。吳庚舜回憶,文章發表前,他將“孫辛禹”放在前面,但錢鍾書不肯,一定要他列名在前,并笑說:“你是庚,我是辛;你是舜,我是禹,我在你后面。”(吳庚舜《可親可敬的錢鍾書先生》,《歲月熔金:文學研究所五十年記事》,第112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馬靖云說:“錢先生的根據是: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中,辛在庚后;古代圣賢,堯舜禹湯文武,禹在舜后。但錢先生用姓時卻用了‘趙錢孫李’自己本姓‘錢’之后的‘孫’字,而不是像小報作者所說百家姓‘鄭’在‘吳’后。雖是一字之差的筆名的姓,我想也是不錯為好。”(《文人相重》,第104頁)
     
      給周恩來寫信
     
      錢鍾書執筆給周恩來總理寫信,是為文學研究所圖書收藏事,事出于公。這在流行的幾種錢鍾書傳記中都沒有提及。
     
      1953年2月,文學研究所圖書館隨文學研究所一同成立。1958年,成立文學研究所資料室。1962年,圖書館與資料室合并,稱圖書資料室。1982年,圖書館和資料室分開,各自獨立。1996年,兩處重新合并,成立圖書資料室。
     
      在鄭振鐸的建議下,文學所成立了圖書管理委員會,由各門學科專家組成,錢鍾書負責,成員有李健吾、王伯祥、范寧、汪蔚林、吳曉鈴等人,專門協商圖書采購、進書、編目、典藏等事宜。文學所朱寨憶:“所長何其芳卻堅持請錢鍾書任圖書資料委員會主任。這可以是一個顧問性質的虛銜,何其芳卻賦予他實權,審定選購圖書計劃和審批購書經費。”(朱寨《走在人生邊上的錢鍾書先生》,何暉、方天星編《一寸千思:憶錢鍾書先生》,第428頁,遼海出版社1999年版)建所之初,主持業務的副所長何其芳就制定了“為科研服務”的辦館方針和“以專為主,精中求全”的發展方向,把圖書館作為培養科研人員的基地,提出了“大學生、研究生畢業后,首先要作一年圖書資料工作”的育人辦法。把圖書文獻工作與科研工作有機地結合起來。(《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志(1953-2013)》[征求意見稿],第29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內部印行)文學所讓錢鍾書負責買書,是“物盡其用,人盡其才”。何其芳放手讓錢鍾書管書——“購買中外文書籍全按他開的書單,善本孤本也由他做主高價買下了。英法德意等外文新書都由他開書單,若研究員開書單有重復者,必被剔去。每本書他都記得,年輕人找不到某書,問他,他立即拿到。”(吳學昭《聽楊絳談往事》,第272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版)
     
      上世紀50年代,文學所初創,圖書室圖書奇缺,所里向上反映請求解決,均無結果。于是文學所讓錢鍾書執筆擬函給周恩來總理寫信:
     
      國家交給文學所編寫各國文學史和編選世界文學名著叢書的繁重任務,原書尚且缺少,更何從編選?所內工作需用的書籍極為短缺,而尤以外文書為甚,限于外匯經費,添補極少。況有些絕版或珍密的書籍,即使有經費也難以購到。
     
      文學所渴望已久的書籍,在現存單位卻束之高閣,并沒有在學術研究上發揮更大的作用。一方面積壓著大量的珍貴財產,一方面作為國家唯一的研究機構,我所卻得不到應用書籍,不能很好地進行研究,這是很可惜也是極不合理的現象。如果將這批書刊撥給其他藏書豐富的單位,則是“錦上添花”的重復存儲,不如“雪中送炭”撥給我所以應急需。
     
      在信的最后,錢鍾書還聲明,我們打擾總理是因為“曾屢次向有關部門請求沒有得到答復,再次整改期間,不知為何仍然十分沉寂,我們實無他法,只有寫此信以求解決”。(《欣然于無名勞動》,《文人相重》,第105-106頁)但在馬靖云的另一篇文章《記憶中的鄭振鐸先生》中,所記錢鍾書信,表述又略有不同:
     
      國家交給文學所編選各國文學名著的任務,我所內原書尚且缺少,更何從編選?而我所渴望已久的書籍,在現存單位卻束之高閣,并沒有在學術上發揮更大的作用。這是很可惋惜的,也是極不合理的現象。如果將這批藏書撥給其他藏書豐富的單位,則是“錦上添花”的重復存儲,而應“雪中送炭”撥給文學所……(《記憶中的鄭振鐸先生》,《文人相重》,第8頁)
     
      錢鍾書信中說圖書在“現存單位卻束之高閣”,也是事實。院系調整之后,原先綜合性大學里的人文社會科學方面的中外文書籍,留在了改制后的工科學校,北京市委也收繳了大批原教會學校的藏書,還有不少珍本。錢鍾書此信實是目的明確、目標清楚,有所指向。
     
      馬靖云說:“在這封有理、有據、情真意切的近千字的信發出后,促使一批所里急需的圖書順利地調撥給了文學所,解決了所里開展工作的當務之急。此外,錢先生經常為圖書館提供國內外圖書出版信息,建議圖書采購人員收購,因而文學所日后成為國內藏書豐厚的單位。”(《欣然于無名勞動》,《文人相重》,第105-106頁)到1964年,文學所圖書館藏書已達24萬冊,其中善本書近三千種兩萬多冊,孤本有30種以上。宋代刊本、明清小說和清代詩文集成為館藏的三大支柱。(《何其芳:書與紙的幸運》,《文人相重》,第53頁)文學所藏書之富,在全國學界列居前列,皆言錢鍾書功不可沒。
     
      “對‘紅樓夢’三個字不要看得太重”
     
      1954年10月,毛澤東的一封關于俞平伯《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讓一場針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大批判在全國展開。文學所內同樣也展開了批判。何其芳宣布所內停止正常的研究工作,全力投入這場批判運動,并親自組織了六次批判會(1954年11月25日—12月17日)。
     
      何其芳其實很為難,一方面毛澤東親自批示要批判,另一方面,俞平伯是自己的老師(北大哲學系讀書時,聽過俞平伯的詩詞欣賞課),是所內資深老專家。何其芳在反復斟酌之后,抓住毛澤東原信空白紙上的一句話:“像俞平伯這樣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我們還是要團結的。”他覺得這一點很重要。他因此反復強調這是學術批判,批判前為批判會定好了調:“會議的性質是學術討論會,在討論問題的過程中,應提倡說理的態度。尖銳的批評是需要的,但尖銳不等于粗暴。學術問題常常是比較復雜的,必須進行自由討論。有不同的意見應允許大膽發表。被批評的人也可以進行反批評。有不同意見的少數人可以堅持自己的意見,學術問題不能采取少數服從多數的解決辦法,只能服從真理。”(《〈紅樓夢研究〉批判中的何其芳與俞平伯》,《文人相重》,第83-85頁)
     
      當時討論會的內容確定了五個方面問題,如第一個問題是:《紅樓夢》中有無色空觀念,如果有,在全書又占據怎樣的地位?錢鍾書在一次批判會上(具體時間不可知)也作了發言。錢鍾書感到俞平伯把“色空”二字看得太實了。錢鍾書認為做和尚在當時不一定就是最壞的。魯智深、武松做和尚,也好像可以做得;明代有許多民族英雄人物也做了和尚;對“紅樓夢”三個字不要看得太重。莎士比亞在一些戲劇中也有過人生如夢的感慨,但不能說他具有佛家思想。我們應該說像賈家這樣的人家,做了許多壞事,結果自然就是壞結局。(《〈紅樓夢研究〉批判中的何其芳與俞平伯》,《文人相重》,第86頁)
     
      錢鍾書的所謂“批判”實際是極其平和的,他對俞平伯還是比較尊敬的。俞平伯算得上是錢鍾書的老師。錢鍾書1929年考進清華外文系時,俞平伯是中文系講師,都屬于清華文學院。解放后,俞平伯在北大中文系,錢鍾書在清華外文系。1952年院系調整,他們都分到文學研究所,后同在古典文學組共事。
     
      在何其芳的主持下,所內對俞平伯的批判比所外要溫和許多。俞平伯受到的沖擊較小。俞平伯在此后的歷次被批判中,何其芳都有意保護他。何其芳因此受到指責。1956年,文學所評定職稱,錢鍾書給自己定的是一級研究員,大家都沒意見。文學所內確定了三個一級研究員,除錢鍾書,另外兩個是俞平伯和何其芳。但何其芳自己改為了二級。有人認為俞平伯受到全國批判,不應劃為一級,應該定二級。何其芳動情地說:“把俞先生評為二級,給我評為一級,我是他學生,而且都在一個所,老師是二級,學生是一級,這是不行的。”(《俞平伯評職稱——再憶何其芳》,《文人相重》,第91頁)最后,俞平伯定為一級。
     
      “文革”期間,錢鍾書和俞平伯曾一起下放到河南一所干校,一起勞動、一起搓麻繩。對“文革”期間錢鍾書的表現,馬靖云印象深刻。她說:“那個時期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還有錢鍾書,他頭腦極其清楚,處事極為淡定。”(《資深歷久,默默無聞:馬靖云訪談錄》,《文人相重》,第162頁)
     
      “文革”以后,錢鍾書出任社科院副院長。1977年,錢鍾書和俞平伯又同住在三里河南沙溝一個小區,俞平伯住11號樓,錢鍾書住6號樓,來往較多。1978年11月,美國科學院漢代研究觀察團四人來大陸訪問,錢鍾書、余冠英在俞平伯家接待了他們,在一起作了交流。1981年11月,錢鍾書曾介紹俞平伯為西德魯爾大學教授馬漢茂翻譯的《浮生六記》作序。1981年12月,錢鍾書介紹香港《廣角鏡》月刊記者馬力采訪俞平伯。1982年2月,錢鍾書夫婦去俞家看望俞平伯,家人未通報,以致未見。俞平伯知道后極為生氣,特讓女兒俞成趕到錢家致歉。吳泰昌曾聽俞平伯說,錢鍾書的《林紓的翻譯》,“很有見地”。(吳泰昌《我認識的錢鍾書》,第140頁,上海文藝出版社2005年版)
     
      在擔任副院長期間,1986年1月20日,文學所舉辦俞平伯先生從事學術活動65周年紀念大會,錢鍾書給予支持并參會。會前,文學所領導征求錢鍾書意見,他非常明確地說:“你做得對,我一定出席你的會。”開會時,錢鍾書與俞平伯、院長胡繩等坐在主席臺。會議成功舉辦。
     
      錢鍾書很少參加這類會議,也很少對同時代學人這么客氣甚至推崇,俞平伯是少數幾位之一。俞先生長錢鍾書10歲,家學淵源(清代樸學大師俞樾曾孫),“為人正直善良,性格豁達倔強”(韋柰語),新舊文學皆有成就,又是清華師輩,錢鍾書的尊重不是無來由的。
     
    來源:中華讀書報
    作者:錢之俊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20/1020/c404063-3189854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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